目录与摘要 |《探索》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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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究

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篇 谋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的整体性解读

卢黎歌，李华飞 

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对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的研究

韩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约栏目主持人：秦宣）

论“三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

卢国琪 

论美好生活的自由之维

张三元 

探索笔会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职责体系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笔谈）

朱光磊，锁利铭，宋林霖，赵聚军，张志红，周望，吴晓林 

政治学研究

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探索与经验借鉴

胡税根，杨竞楠 

论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之维

黄其松，刘强强 

中国电子治理效能何以释放——基于制度优势的分析

杨森 

政党治理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

何克祥 

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组织化整合路径

颜德如，张树吉 

公共治理

社会化数字组织：进化、特性与冲击

谢新水，谢爱莲 

重塑治理责任：理解乡村技术治理的一个新视角——基于12345政府服务热线乡村实践的考察与反思

杜姣 

思想文化建设与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治理制度化建设

柏路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张林 

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篇 谋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的整体性解读

作者：卢黎歌，男，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华飞，女，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纲领性文件。从文本整体来看，《建议》坚守人民立场，依据两个重大判断来制定远景目标，按照三大板块十五部分结构的思路来设计“十四五”规划与远景目标，依据新阶段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出新表述，遵循五个原则保障规划顺利实现，设定“十四五”期间的六个主 要目标，实现“十四五”期间七个重点问题的突破。《建议》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制定的，对实现新阶段高质量发展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整体性地正确认识、科学理解《建议》的内容与精神，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开好局、起好步，推动《建议》的贯彻落实，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对十九届五中全会重要精神的研究

作者：韩强，男，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重大论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对国家安全发挥着统领作用。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根本性、系统性、潜在性、泛在性、持久性，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切实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提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敏锐性和自觉性；健全完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决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争得话语权斗争的胜利；牢牢占领各种传统和新型的意识形态阵地；切实提高意识形态工作能力和水平；建立意识形态预警机制，及时化解意识形态风险。全党必须立足意识形态安全，为国家安全打下坚实基础，以国家安全保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顺利实现。

论“三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

作者：卢国琪，男，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制度的改革、完善与成熟和思想认识的发展深化有着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走向成熟定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核心问题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自身建设和执政目标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发展和完善起着思想指导作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全面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前提。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根本问题是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发展和完善起着实践指导与推动作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刻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动力。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反映，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需要深刻理解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区别与联系，对社会主要矛盾随生产力发展水平变化而变化的适时把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成为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必然结果。

论美好生活的自由之维

作者：张三元，男，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美好生活中，自由是一个核心因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是基于自身对自由的理解及其实现为依据的。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的自由活动渐次呈现、步步递进，以美好生活为感性表现形式，以“自由个性”为终极目标，而“真正的自由”则是美好生活的终极存在方式。新时代美好生活呈现的不是未来社会“真正的自由”的完全形态，而是其初级阶段，人们在获得一定程度自由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限制。从根本上说，生产力不发达制约着人们超越“物的依赖性”“丰富的需要”和“普遍交往”的形成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发挥。以自由为基本特质的美好生活是劳动创造的结果，是人的自我实现。因此，自由能力是创造美好生活的第一动力。新时代我们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建共享共治来提升人的自由能力，以创造美好生活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府职责体系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笔谈）

作者：朱光磊，锁利铭，宋林霖，赵聚军，张志红，周望，吴晓林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转变政府职能问题进行了多轮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相关认识虽不断深化，但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始终在路上”，速度和“到位率”还不够理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为新时期构建政府职责体系相关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此后，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解决职能和机构设置“上下一般粗”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的问题，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和“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发展目标。这些论述是对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不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效率不高等问题的深刻剖析。这都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在积极推动强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职责体系的正确认识以及对有关工作进行科学部署做准备。系统研究这些重要课题，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的探索与经验借鉴

作者：胡税根，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杨竞楠，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数字政府是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为促进经济社会运行 全面数字化而建立的一种新型政府形态。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注重实现政府决策智能化、权力运行透明化、公共服务精准化、绩效评估科学化、流程再造高效化等目标。目前，发达国家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主要围绕制定数字政府建设战略规划、建立首席信息官管理运行制度、深化政务数据开放和应用、注重政务数据融合与共享、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化政府、颁布法令保护数据安全与公民隐私等展开创新实践。发达国家数字政府建设实践对我国可借鉴的经验主要有统筹推进“政府即平台”的数字政府发展模式、建立公众需求导向的政府数据开放与共享机制、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数字政府智能化水平、注重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防范等。

论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之维

作者：黄其松，男，贵州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强强，男，兰州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考察人类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的关系可以发现，技术在改造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同时也塑造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治理模式。技术在国家治理活动中逐步获得正当性与合理性，它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已成为政权合法性与治理合理性的重要支撑。技术深刻嵌入国家治理结构，成为一种结构化要素。从国家治理结构的执行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程序化要素，是连接抽象和具体、宏观和微观、制度和行动的纽带；从国家治理结构自身的调整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动力要素，促使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并与新的环境相适应；从国家治理结构的生产向度来看技术是一种生产力要素，成为国家治理必需的治理资源。三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结构的技术要素，促使技术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动力。

中国电子治理效能何以释放——基于制度优势的分析

作者：杨森，男，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电子治理因与新技术紧密关联而带有革命性色彩，但它并不外生于原本的治理体系。在治理目标已确定的前提下，电子治理效能的释放有赖于它与整个治理体系的耦合程度。中国电子治理被置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原则等制度优势成为电子治理效能释放的基础。这种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电子治理效能需要更加深入的改革创新：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电子治理评价体系，以党的领导推动电子治理和传统治理相互赋能，并在维护电子治理主权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电子治理规则构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

作者：何克祥，男，博士，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高校党建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重视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经验，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首先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抓起；支部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首先严格支部生活；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贯彻整风精神、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党内政治生活必须着力解决党内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方针政策；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相结合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成功之道；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组织化整合路径

作者：颜德如，男，博士，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公共事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张树吉，男，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应急管理体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的转变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共同推动了社区应急管理逐步转向了社区应急治理。如何带动多元组织参与社区应急治理，困扰着基层党组织统筹社区应急治理的运行过程。基于社会整合与组织化的理论，基层党组织应将党的组织建设与多元组织的“自组织化”与“被组织化”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组织化整合路径表现为党组织自身建设、党的纵向层级联动、党的横向组织覆盖与党引导多元组织共治。其中，党组织自身建设路径是运转多种路径的核心。通过对应急管理各阶段的路径选择分析表明，围绕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未来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应适当完善风险防范、信息传导、自救互救以及民生服务保障等方面的规定。

社会化数字组织：进化、特性与冲击

作者：谢新水，男，博士，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爱莲，女，湖南广播电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摘要：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是社会组织化，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机制是组织社会化，这是因为互联网、“数字人”、数字技术和数字社会的出现开启了组织的数字进化。社会化数字组织如同水一样迅速覆盖并填补了工业社会中社会组织化的脆弱地带。在虚拟世界中，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通过社会化工具赋能“数字人”建立社会化数字组织。这种新的组织类型促进了自然界、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的融合，体现出跨界连接性、边界模糊性和共生性的生存特征；它不仅继承了非正式组织的特征，突出了人的作用，而且在组织环境、组织结构、制度效用和交互方式等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科层制组织的新特性。从社会运行的角度看，这种新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不断提升社会协调效率、加速社会的组织化、增强社会的动员能力、逐渐改变工业社会运行机制的同时，冲击现代科层组织、现代职业专业化、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秩序，从而引发社会治理的数字变革。

重塑治理责任：理解乡村技术治理的一个新视角——基于12345政府服务热线乡村实践的考察与反思

作者：杜姣，女，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要：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形式。以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为依托，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这一技术治理体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督促农村基层组织积极履责的手段，以应对乡村治理责任弱化的形势。12345政府服务热线借助治理过程追踪化、处理结果数字化以及事务办理留痕化三大机制重塑乡村治理责任，极大促进了村级组织的运转。在乡村治理责任重塑的技术路径中，政府主要是强化对村级组织的责任管控，并未同步增加乡村组织的治理权力，由此形塑出村级组织“权小责大”的失衡性权责配置格局。这不仅无法实际增加乡村治理效益，反而带来以选择性治理、形式化治理和空转性治理为表现形式的村干部治理行为的异化，使村干部偏离乡村治理的本源目标。因此，在重塑乡村治理责任的同时，还需配备与治理责任相匹配的治理资源，同步增加村级组织的治理权力，使村级组织不仅有回应村民诉求的动力，而且具备解决村民诉求的能力，最终形成政府—村级组织—村民三大主体的良性互动，促进乡村善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治理制度化建设

作者：柏路，女，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治理制度化建设，既能有效框定网络舆论治理的底线原则，规范网络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能助推网络舆论治理的道德引领力量发挥，引导网络成员树立共同价值理想，实现凝魂聚力的价值目标。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治理的制度设计构架初步形成、制度执行的底线得到保障、制度创新的跟进速度较快，但仍存在适切度与实操性不足、引领性与驱动力缺乏、整体性与可持续性欠佳等现实难题。为此，需要从基本遵循、创新原则、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舆论治理制度优化的对策建议。

智能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及其治理

作者：张林，男，博士，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摘要：作为一种信息资源的个性化配置范式，智能算法推荐是大数据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在信息传播领域相结合的必然趋势。智能算法推荐的价值中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伪命题。智能算法推荐带来的“把关转移”“信息成瘾”“私人定制”“过滤气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思想价值的失序、堕化、分化和区隔，使得作为统合性价值体系的主导意识形态面临着凝聚力弱化、权威失落、引导乏力和认同窄化的风险。防控这些风险，需要从技术规制、价值引领、法律规范、平台自律、用户素养等维度开展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形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算法平衡，用主流价值驯化算法权力，进而争取实现推送效率与公共责任、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